2030年需求或减近3000万吨！山西焦化迎深度转型大考

经多年整合，全国最大焦炭生产省份——山西焦炭行业集中度有所提升，但仍陷多重困境：环保压力持续加大，超低排放改造进度滞后，利润空间受上下游双重挤压，独立焦企抗风险能力弱，下游钢铁需求收缩进一步加剧市场弱势。

1月27日发布的《晋煤晋钢互牵共转：山西钢铁与焦化行业协同降碳调研》报告详细剖析了这一困境。报告指出，从山西省焦炭的流向看，省内95%以上的焦炭消费集中于钢铁生产，山西焦炭产业与钢铁行业深度绑定。随着山西省限制类设备产能因减量置换政策逐步退出，以及电炉短流程炼钢占比提升，到2030年，山西省内焦炭需求将可能减少465.28万-631.89万吨。

绿行太行项目研究员、《晋煤晋钢互牵共转：山西钢铁与焦化行业协同降碳调研》主笔李沁蕊向中国工业报记者表示，“《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富氢碳循环高炉冶炼、氢基竖炉直接还原铁、碳捕集利用封存等技术取得突破应用，短流程炼钢占比达20%以上。如果山西和河北两省均在2030年实现这一短流程占比，那么总的焦炭需求减量可能高达2406.76万-2895.76万吨。全国性钢铁需求的持续收缩将导致山西焦炭需求的进一步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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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承压，山西焦化供需两弱

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化转型势在必行，焦炭作为其重要的燃料和原料，正遭遇最直接的冲击，对于山西更是如此。据晋冀两地机构测算，到2030年，仅山西、河北两省的钢铁转型将影响山西焦炭行业失去近3000万吨的市场。

山西省焦化行业规模庞大。根据《2024年山西省统计年鉴》，2023年，以焦化行业为主的“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营业收入占山西全省工业企业应收总额的7.94%。2024年，山西全省焦炭产量达9211.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8.8%，持续巩固了其作为全国最大焦炭生产基地的地位。

山西焦化产业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曾长期伴生“小、散、污、低”的落后格局。新世纪以来，经过“关小上大”的强力整合，行业面貌得以重塑，转型进程仍在持续。然而，持续的成本上涨压力、下游钢铁需求增长放缓甚至萎缩、产能结构性过剩风险犹存……山西焦化行业当前仍陷多重困境。

《晋煤晋钢互牵共转：山西钢铁与焦化行业协同降碳调研》数据显示，山西焦炭产能整体较为分散。山西省生态环境厅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日均值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山西省在产焦化企业64家，涉及产能约11768万吨，分布在山西省8个地级市的34个县区，只有大同、阳泉、朔州市没有焦化产能。山西的焦炭主要集中在山西中部和南部地区，其中吕梁13家、长治11家、运城10家，形成核心地带。

山西焦化行业以独立焦化企业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目前已基本形成“煤-焦-钢”完整产业链条，正朝着多元化、绿色化方向延伸。同时，伴随焦化副产品精深加工水平的提升，焦化企业下游用户持续增加，“煤-焦-化”产业链条逐步延伸。

钢铁行业是山西焦炭的主要消费终端。从省内焦炭的流向看，山西钢铁行业的焦炭消费量占山西全省焦炭总消费的95%以上。如此高的占比，根源在于山西省钢铁生产工艺的结构特征：粗钢生产中95%以上的产能依赖于长流程钢。在长流程生产中，焦炭作为高炉炼铁环节的核心原料，是生产得以持续运行的刚性支撑。

李沁蕊分析，山西省焦化行业正面临一场由政策、市场及外部环境共同驱动的深刻变革，需求侧的结构性收缩已成定局。政策层面，山西省内钢铁产能压减与工艺转型直接削减焦炭需求；市场层面，全国粗钢产量见顶与外省（尤其是河北）钢铁转型，对山西省焦炭外需造成更剧烈的冲击。叠加低碳技术、金融工具及全链条碳排放监管等外部压力，传统“煤-焦-钢”产业链的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

中国工业报记者获悉，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山西焦炭在成本和产品质量上具有优势。然而，焦化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上游连接着炼焦煤资源，下游支撑着钢铁工业的高炉冶炼。这一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均较为强势，分别掌握着一定的定价权，使得焦炭市场整体呈现弱势运行态势。在这种两头承压的形势下，焦化企业呈现供需两弱的局面，价格下跌多于上涨，利润空间被压缩，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全国多省焦化产能扩张加剧区域竞争，山西焦化面临“内外夹击”。近十年来，全国焦化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位移和产能扩张趋势。山西作为传统焦炭生产龙头，产量从2015年的8040万吨增长至2024年的9211.59万吨，增量1171.59万吨，但2020年后呈现波动下行趋势。相比之下，内蒙古自治区产量已接近山西的一半，新疆**尔自治区则增量尤为迅猛。这种“西进”与“分散化”的趋势，意味着山西焦炭在全国市场的份额正面临被挤占的风险。从中长期看，这可能迫使山西焦化行业加速升级和减产，不断放大山西焦化行业在量上的脆弱性。

“山西省焦化行业必须直面需求总量长期下滑的现实，将发展重心从规模维持转向绿色、高效的转型升级。短期内明确‘十五五’全省焦炭总产能压减目标，推行焦化产能减量置换机制并基于设备服役年限设置退出标准；短中期内开始县域转型试点探索，构建跨省协同降碳机制；立足长远，建立产能补偿与政绩考核联动机制，引导低效产能平稳退出，保障转型期的民生问题。”李沁蕊建议。

平稳退出，主动压减转化利用

伴随下游钢铁行业对焦炭长期需求出现结构性下降，山西焦化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主动谋划平稳转型直至‘体面退出’，是行业理性明智的战略选择。被动等待可能导致转型成本的攀升与主动权的旁落。”太原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寇静娜向中国工业报记者分析。

寇静娜团队通过《资源型地区焦化行业提前平稳退出可行性研究——以山西为例》报告也进行呼应。

《资源型地区焦化行业提前平稳退出可行性研究——以山西为例》报告通过TIMES模型量化分析，设定了“40退出”（2040年）“50退出”（2050年）和“60退出”（2060年）三种主动转型情景，为山西焦化行业绘制了科学可行的稳步退出路径。在每种情景之下设置了三个退出阶段：稳步退出、加速退出与完全退出。

《资源型地区焦化行业提前平稳退出可行性研究——以山西为例》报告明确提出，焦化行业提前平稳退出至关重要。这种“提前”是相对于被动等待政策倒逼、技术替代冲击而言，抢占转型主动权；而“平稳”则是保障转型成功的关键，既要避免无序退出引发产能骤减、供应链断裂，也要防范就业流失、区域经济波动等社会风险。

分析显示，不同情景下实施退出均具备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可承受性。尽管行业转型会导致产业增加值下降，但当前焦化行业占山西GDP比重已不足10%，通过培育替代产业与区域协同发展，冲击整体可控。

对此，寇静娜表示，“主动转型退出虽可能加剧短期阵痛，却能有效避免长期低效锁定风险，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宝贵的空间与资源。主动规划下的退出，是柔性收缩、提质保供和时序管控的过程。通过科学规划退出路径、强化政策协同、培育替代产业，既能如期兑现‘双碳’承诺，又能保障区域经济社会稳定。”

在寇静娜看来，山西焦化行业转型之路充满挑战。首要瓶颈在于技术壁垒与资金压力。高端炭材料研发需突破催化剂、工艺控制等核心技术，但山西焦化企业普遍缺乏创新能力与人才储备；设备改造与环保投入成本高昂，中长型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劳动力再就业安置难题也较为突出，传统岗位缩减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区域经济对煤炭焦化产业链依赖较深，短期内难以培育替代性支柱产业，转型阵痛期或将拉长经济调整周期。

值得关注的是，未来10年，山西省钢铁和焦化行业存在巨大的转型资金需求。根据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的测算，2025-2035年，山西省钢铁和焦化行业的转型资金需求分别达到1483亿元和1200亿元。

“从金融机构授信层面来看，各银行对钢铁、焦化企业的新增授信较为审慎，并设置较高的省级分行自主审批门槛。部分银行对省内钢铁、焦化企业的授信权限高度集中于总行，省分行层面自主审批权限较小，对钢铁、焦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强。”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柴文丽提醒，“从金融层面来看，深入推动山西省高碳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三方面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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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延伸，积极探索多元路径

在山西省焦化产业中，约70%的企业处于转型期。本地焦化企业的转型方向主要从“以焦为主”转向“焦化并行”，另有部分企业尝试向高端煤化工领域探索。

产业链延伸是转型的核心策略。不少企业深度加工焦炉煤气提取、高纯度氢气、富余煤气等能源优势拓展金属镁冶炼业务。美锦能源、鹏飞集团等龙头企业深耕“煤-焦-氢”转型路线，鹏飞集团已有500余辆氢能重卡投入园区物流与跨区域运输；晋南钢铁集团则聚焦“煤-焦-钢”协同降碳，通过高炉富氢冶炼技术，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50万吨。

“现阶段，长流程企业的生产还是离不开焦炭，晋南钢铁集团作为长流程企业，前期投资规模大，生产端对焦炭的依赖度高，短期内要完全转型电炉炼钢并不现实，一方面改造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从成本核算来看也并不划算。”山西晋南钢铁集团技术中心郭晓敏坦言。

在非煤领域延伸上，不少企业积极探索多元化路径。山西东义煤电铝集团煤化工有限公司正运用其富余煤气等能源优势，拓展金属镁冶炼业务；山西新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向现代农业和旅游业等方向进行跨行业布局；山西光大焦化气源有限公司更以“工业+旅游”跨界模式成为全国首家入选AAA级旅游景区的焦化企业。

不少专家亦建言，应推动钢焦一体化协同发展。

山西省钢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谢力建议，焦化行业约90%的需求对接钢铁行业，钢铁行情的承压将直接传导至焦化行业。山西的焦化布局在多年前已基本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钢焦一体化配置不完善。立足当前，钢铁产业的稳定是焦化行业相对稳定的前提。

太原理工大学煤化工研究所原副所长、山西焦化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苗茂谦呼吁，钢焦产业面临着绿色转型与提质增效的时代考题。每4吨焦炭，就有1吨出自山西；每20吨粗钢，就有1吨冶炼于三晋，山西承载着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应深挖细耕，把配煤技术做到极致，为钢焦一体化打造新的蓝图。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焦化行业的平稳转型与“退出”，其意义远超单一产业。相比之下，动力煤产业规模更大、关联就业更广，面临着更复杂的转型挑战。而焦化行业转型实践探索出的政策工具、资金机制、人员安置模式及区域协同经验，或为后续动力煤转型提供宝贵的“打头阵”经验。

“山西焦化行业的‘退出’并非终点，而是资源型地区全面绿色转型的起点。在这个进程中，及早邀请动力煤行业代表与政策制定者共同参与，是推动动力煤多元化转型的关键。”寇静娜建议，“通过‘焦化-动力煤’的战略转型衔接、区域协同和技术共享，山西有望从‘煤炭依赖’转向‘氢能高地’与‘材料强省’，为全国资源型地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山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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